毫無疑問，今年春節最熱門的詞是 “敬業福”，“千金難買一張福”，經過除夕一個晚上 3245 億次的 “戳屏”，最后將近 80 萬人抱走了
“五福”。

　　于是，有些人不爽了，替支付寶操碎了心，說 8 億打了水漂，并戲稱
“腦子吃了屎”。魏武揮看不下去了，寫了篇《沒吃屎》，大過年的，屎來屎去的，沒啥意思。

　　私下也和朋友討論了到底發多少張敬業福，會讓全國的百姓都爽，這注定是一個沒有最佳答案的問題，但圍繞著敬業福的緊缺性，倒讓我想起了 10
多年前學過的那點經濟學常識。閑來無事，捋一捋。

　　一、 咻五福的機會成本。

　　經濟學家米爾頓·弗里德曼曾說過，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經濟學，那就是 “沒有免費的午餐”。除夕，要為敬業福所付的那個 “費”，就是將 “傲慢的春晚”
當成咻一咻的背景音樂。也就是，忽略春晚是你為咻一咻付出的機會成本，那么這個成本到底值不值?

　　換句話說，如果從開始就告訴你，將有 80 萬人獲得 270 塊錢，你還戳那個屏幕嗎?

　　我們先做個假設，假設當天共有 2 億人戳屏，戳中概率是 80 萬 /2 億=0.4%，我看了最新一期雙色球，以四等獎 200 元獎金那個為例，共有
58348 人中獎，本期的投注總金額為 346,224,370 元，也就是 1.73112185 億注(忽略復式投注，簡算)，那么花 2 元錢中得 200
元的概率是 58348/1.73 億=0.03%，相當于中敬業福概率的 1/10。

　　回到上面問題，如果知道概率，除夕，你是咻一咻呢，還是花 2 元錢去買概率相當于咻福 1/10 的雙色球?答案可想而知。

　　換個角度，對于春晚的機會成本，就是還不如把時間 “浪費” 在 “咻一咻” 上。

　　超級段子手王思聰也給出了答案：“今年的春晚不帶上裝備是沒法看了，不說了，我去找我的紅領巾和黨徽了……”
從這個角度講，咻沒咻到敬業福，機會成本都不大，又何必在乎那 “塊兒八角” 的結果。

　　二、比較優勢和稀缺性。

　　每一個沒咻到敬業福的人，都試圖規劃一下敬業福的數量多少是合適的?

　　繼續假設，前面 80 萬人對應的概率是 0.4%,如果 800 萬個，每人 27 元，概率 4%，如果 8000 萬個，每人 2.7 元，概率
40%，顯然兩塊七的方案一定是較差的，那么 27 元那種呢?拿到敬業福的 800 萬人在 2 億人中只占到 4%，仍然不值得一提，有且只有 27，最后的結果是這
800 萬獲得者和 1.92 億未獲得者都不滿意，相比較，80 萬對應的 270 元相對是一種不錯的選項。

　　這符合經濟學的比較優勢。因為它滿足了稀缺性又并非虛無縹緲。

　　我們知道，人類無論是在動物性上還是社會性上，都有很多的欲望。但不幸的是，相對于人們的欲望，在任何時間點上，用來滿足欲望的資源卻總是稀缺的。也就是，欲望的無限性和資源的相對有限性總是不離不棄。

　　于是，支付寶有限的 2 億紅包和全國 14 億人的欲望就成了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。如果每個人的欲望是 10 塊錢的話，那么 2 億資金距離 140
億的欲望就還有 138 億的缺口，快趕上阿里巴巴四季報的利潤了。

　　馬云不是黨不是國，也沒有資格讓呂逸濤在春晚上唱響中國夢，公共福利的事兒就不要找他了，去找政府、找民政部吧。

　　如果，每個人的欲望是那 270 呢?

　　三、權衡取舍(Trade-offs)。

　　因為上面稀缺性的存在，人們在行動時就必須有選擇，有權衡。

　　設想，如果明年還是支付寶拿下春晚紅包，它的權衡是什么，敬業福會多還是少?

　　每個人都曾面對或者將要面對各項決策，通常情況下，利益最大化是權衡首選標準，對企業來講更是如此，當然兼顧用戶利益同樣最大化，則是雙贏。這就是 “權衡”
的重要性。

　　“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，取君上駟與彼中駟，取君中駟與彼下駟。”《史記》記載的策略成為田忌贏得賽馬的關鍵。當沒有上策時，避免下策的出現也是一種權衡思想。

　　如果明年，支付寶把 80 萬人變成 800
萬，就相當于承認了今年做法是有錯誤的，一定是下策，最有可能的是，人數和獲獎金額雙雙提高，至少是在確保金額不降的前提下，將獲獎人數增加，當然，比這個方案更有可能的是——不是支付寶拿下春晚，也不是微信拿下春晚，而是
“釘釘” 牢牢地釘死春晚了。

　　這未嘗不是以 “中駟釘釘” 對標 “上駟微信” 的新 “田忌拼紅包” 謀略。

　　無論是支付寶還是釘釘，無論是咻還是搖，抑或是釘，這都是曼昆十大經濟學原理中的第一個：人們面臨權衡取舍(Trade-offs)。

　　四、人性假設。

　　這似乎是哲學和管理學范疇。但這個案例中也有經濟學的人性假設理論。

　　這一理論的提出者是美國科學家 “道格拉斯·麥克雷戈”，主要有性惡、性善和可塑性，普遍認為，人性是復雜的，不可簡單地用性善或性惡來解釋。

　　而西方古典經濟學分析認為，人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滿足為目標，理性的自利動機，在客觀上并不危害社會，反而有益于社會，這種主張容易導致對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否定。自私與自利其實是一對非常容易分清的概念，二者截然不同。前者是只顧自身的利益而不考慮他人的利益，而后者只強調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沒有他者的問題。

　　啰嗦這么多，想說明什么?

　　對于有些網絡聲音對五福的不滿，甚至出現卸載支付寶的言論，如果卸載了，誰的損失更大呢?大部分人都會在短暫的情緒表達之后出現理性的人性體現，也就是孟子倡導的，從
“不忍人之心” 到
“不忍人之政”，即是承認人之善性乃國家管理活動出發點，也是個人行為的出發點，國家管理都是服務善者，那么在每一項活動、決策背后，都必定有人性本質及人性行為的假定，又怎么不會是從善呢?

　　支付寶在決策敬業福活動時，不可能沒有假設人性問題。他們一定是從善思考，相信個別情緒之后，是絕大多數人的冷靜選擇。

　　因為，沒有人對 “激勵” 無動于衷，也沒有人愿意對免費的 “激勵”
作出普遍消極的反應，曼昆也告訴我們：理性的人都會考慮邊際量的存在，行為適度才是最對的。

　　五、斗雞博弈。

　　顧名思義，就是兩只公雞狹路相逢，誰也不服誰，就開始掐，你咬我一口，我蹬你一腳。但是，如果都往死掐，結果就是兩敗俱傷：這只雞眼被啄瞎，那只雞腿被掐折。那么，這次斗雞即使決出勝負，也沒有了意義。

　　我們應該感謝，微信和支付寶這對斗雞。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競爭，才讓春晚有了更多樂趣，才讓互聯網有了更多生機，也才讓人們有機會驗證自己到底敬不敬業?

　　但事實上，斗雞博弈里還存在兩個均衡點。這兩個均衡點是以數學家納什的名字命名的——納什均衡點，均衡點的位置就是一方勝利，前進一步，一方退縮，做一些讓步。

　　點不再居中了，而是黃金分割。因為兩敗俱傷肯定是雙方都不愿意選擇的結果，雙方都希望能在自己損失最少的情況下得到最多。所以，最佳的結果是一方強硬小勝，而另一方則妥協小敗。這時候，雙方都會自覺遵守納什均衡，這也是斗雞博弈的最優策略。

　　那么，對于此次紅包大戰，微信和支付寶的納什均衡點在哪兒呢?

　　不妨來看一下，支付寶推出集福卡活動當天，集福卡所用的 “吱口令” 就被微信朋友圈屏蔽。

　　春晚當天，微信對轉發到朋友圈的五福采取 “僅自己可見”
的策略，微信為什么要冒著窺探和干預個人隱私的風險去屏蔽個人信息呢?這就是斗雞中的弱者思維了，微信已經承認是弱雞，攻不了，就在我的戰場上退一步擋住你。

　　封殺是最不明智的選擇，一是自不量力，二是自縛手腳。微信封殺吱口令、屏蔽五福，已經從戰略上交出了自己的黃金分割點。

　　盡管，它擔憂的不是社交功能被弱化，而是對手在支付領域坐大的地位進一步鞏固，但這種擔憂從 “弱勢心態”
出發的封殺動作必然是變形的，也就某種程度上成就了支付寶，讓支付寶有了諾曼底登陸的可能